北影院长：数智技术是表演艺术迈向新高度的催化剂

电影正步入一个被数字技术深度介入的创作时代。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众多项目积极展示AI对影视行业的改变，从‘未来影院’的想象到‘AIGC’生成内容的兴起，科技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着我们熟悉的视听语言，人们看电影、拍电影、演电影的方式都在发生改变。在这场电影与算法共同上演的‘对手戏’中，演员该如何自处？在技术飞速发展的背后，演员作为创作者和体验者，又该如何坚守自身存在？我们邀请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扈强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沈嘉熠教授就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编者

数字人角色是对传统表演的补充而非替代

沈嘉熠（以下简称沈）：数字技术发展迅猛，数字人主播等应用已进入观众视野。您作为资深演员和导演，创作并参与过多部经典作品，想必对数字人表演有理性的看法。您认为数字技术对演员的工作是否有冲击？

扈强（以下简称扈）：我始终觉得，技术只能在部分领域实现功能性替代。数字技术的不断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表演的创作边界。相较于舞台，影视表演要求演员对人物的表达更细腻、真实，所以数字人角色仍需真人演员驱动，比如常见的CG角色，就需要借助真人演员的动作和表情捕捉技术。

从这个角度看，数字人角色是传统表演跨媒介的补充，而非替代。例如电影《阿丽塔》，动捕技术精准捕捉演员的细微细节，将人性的光辉注入到数字技术创造的角色中，这并非取代演员，而是极大地增强和放大了表演的艺术魅力；再如《速度与激情7》，在演员保罗·沃克意外离世后，运用数字技术让他在影片结尾‘复活’——当然，这里涉及数字人的版权与伦理问题，需要专业人士深入探讨，但不可否认，技术为影视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赋能手段。

在拥抱技术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表演艺术的本质是什么？专业演员的工作不能局限于塑造标签化、脸谱化的角色，而要基于剧本创造一个有血有肉、情感复杂的‘人’。数字技术或许能在某些方面辅助创作者，但无法实现对‘人性’的体察。

沈：非常赞同。数字人可以模仿外在的表演方式，但难以承载‘人性的内核’，表演艺术更是如此。有些演员被观众戏称为‘行走的PPT’，这说明他们的表演很机械。好演员应以自身为创作工具，敏锐地观察、吸收、消化、变形和重组现实生活。他们从日常中提炼精华、捕捉被忽视的细节、揭示矛盾，并找到独特的表达方式；此外，表演是极具个性化的艺术，同一个角色，不同演员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

扈：没错，这就是演员所追求的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的和谐统一。所以技术只是工具，无法替代不同演员进行不同的诠释。

沈：我知道您曾塑造过很多优秀的角色，比如电视剧《白鹿原》中的田福贤——这个反派角色立体丰满，并非脸谱化。我认为以目前的数字技术无法完成这样的表演创作。您能分享一些具体的创作体会吗？

扈：表演艺术的创作不仅具有个性化，还依赖于题材的创作基础和团队的创作氛围。

电视剧《白鹿原》的成功离不开原小说和改编剧本对人物的刻画，制作团队对原著心怀敬畏，形成了严谨、相互激发的创作氛围，大家齐心协力、精益求精。大部分演员提前深入陕西农村体验生活，女演员学习纺线、做面食，男演员学习耕作，全员的肤色都晒成了黄土高原的底色，同时演员们也对规定情境和人物内心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准备。

当然，这些都只是‘术’，表演艺术真正的‘大道’是抓住人物的灵魂，是演员的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的创作转换与统一，这不是算法、数据能解决的。我们常说‘有术无道止于术’，人的肢体、表情、台词甚至造型等都是‘术’，是技巧，现在可以用先进的工具实现；而对角色灵魂的把握，只能由演员通过自身的体验来构建，这样塑造的人物才可信、有温度、真实。

这就是为什么高级的表演能精准地直击观众内心。为什么会精准？那是因为演员能吃透角色，抓住其精神内核，把自己融入角色，在人物里重新活一次：比如《茶馆》中于是之先生、《花样年华》中张曼玉女士等优秀演员，他们的每一个停顿、眼神都成为经典。这不是刻板的模仿，而是演员和角色的‘灵魂合体’，源自演员长久的专业训练、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充满生命律动。而数字人只是停留在‘模仿’层面，缺了点‘人’味儿，多了点‘塑料感’，也许能完成叙事，但至少目前还打动不了观众，达不到‘精准’。

新世代演员不仅是表演者，也是合作者与塑造者

沈：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回顾百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电影语言的每次拓展，都体现了背后技术演进的驱动力，并深刻影响着表演审美。比如早期的无声电影，表演风格受戏曲（尤其是文明戏）的影响，舞台感很强，要求演员动作幅度大，表情鲜明，强调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的戏剧性表达，以弥补无声的缺憾；到有声电影发展时，对白和演员表情成为重要的表现手段，现实主义表演风格兴起；再到后来宽银幕的出现，要求演员的表演更细腻、精微。那么在如今的数智时代，影视行业对演员表演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

扈：确实，技术的不断进步深刻影响着电影美学的发展。我认为，尽管科技发展至今，但演员创作的根基从未改变，而且对演员基础训练和单人练习的素质要求大大提高，对手戏、多人戏、大场景方面则变化不大，所以演员更应注重素质训练。

沈：素质训练是传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表演基础训练吗？

扈：是的，就是传统表演训练要求的‘真听真看真感觉’，要求演员像孩子一样‘轻信’和‘想象’，尤其要强调最基础的无实物练习和单人小品。

在传统拍摄方式中，对手戏演员很重要，好演员之间会相互激发创作灵感，比如《克莱默夫妇》中梅丽尔·斯特里普和达斯汀·霍夫曼在法庭的那场戏就是相互成就的典范。然而，现在绿幕拍摄、动作捕捉等技术手段对演员提出了新要求，例如在涉及虚拟场景或特效的拍摄中，演员常需面对无实物、无对手、无场面的情况，这就要求演员达到真正的‘当众孤独’，有真正的‘对象感’，在虚拟影棚中要有更强的‘信念感’、空间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此外，演员要具备一定的技术素养，至少要理解制作逻辑，才能完成对最终视效的想象；对于动捕技术，演员需要更强的身体控制力和表现力。

总体而言，尽管数字技术让部分工作流程降本增效，但对环节中的每个人，尤其是演员自身，却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

沈：确实，当前影视剧制作大多会涉及数字技术，能降本增效，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技术介入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作品有明显的‘塑料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扈：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回归到艺术工作者对行业的初心。特别是在技术手段不断升级的今天，我们不能局限于‘工匠模式’，而要具备工匠的能力和对行业的忠诚度，同时更要有艺术家的思维和世界观。如今的艺术工作者要拥抱科技，学会适应和驾驭工具。从影视行业来说，我们对人物的理解、镜头感、提示词的设计和画面的审美不同，作品呈现的效果也截然不同；在生成式视频中，创作者给出的提示词要形象，具备对画面精准的描述能力，这也是当今艺术工作者要做的事。

沈：所以坊间有说法：‘你是谁，你的AI就是谁’。退一步讲，即使是生成式的表演，也需要从大量优质的真人表演数据库中采集。

扈：没错，就像赛车，开车是普遍技能，但我们艺术工作者应像F1职业赛车手，要了解车，去试错、帮助工程师提升工具性能，然后驾驭车辆完成完美的弯道漂移。这可以理解为一个共创的过程。

沈：您是科班出身，长期从事艺术高等教育，面对新一轮技术浪潮，从表演艺术人才培养的角度，您认为需要坚守什么，又需要做出哪些突破和转变？

扈：坚守根基、守正创新至关重要。就像前面提到的，表演基础训练强调的观察生活、想象力训练、信念感建立，以及台词功力、形体表现力等基本功，是演员创造角色的根本工具，也是驱动虚拟角色的灵魂，演员的基本功是适应任何技术变革的‘硬通货’。

在掌握表演技艺的同时，演员必须注重自身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历史等人文素养的积累，以提升对剧本、角色、时代背景、社会议题的深度解读能力，以及对人性幽微之处的洞察力和艺术判断力。这些是演员应对复杂角色挑战、赋予表演深度的基础。

当然，数字技术的新发展也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如我前面所说，演员要有更强大的信念感、更精准的空间想象力，才能高质量完成表演任务。此外，演员应基本了解动作捕捉、表情捕捉、AI驱动角色生成/动画等技术的原理、流程及其对表演提出的新要求（如动作的清晰度、表情或肢体的分寸感、标记点的限制等），成为技术的合作者而非被动接受者。

沈：是的。随着影视行业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演员的角色在扩展，他们不仅是表演者，也是‘数字分身’的合作者或塑造者之一。表演可能会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如沉浸式戏剧、虚拟偶像、元宇宙社交场景等。因此，培养演员在跨媒介环境下的适应力、创造力和协作能力也很重要，这是艺术教育的新课题。

扈：同意。如今，艺术迎来了全新的创作环境。我们要坚守表演艺术中不可替代的人文内核与技艺精髓，转变的是理解和呈现这些内核的方式与边界。数智技术浪潮并非表演艺术的终结者，而是将其推向崭新高度的催化剂。未来的表演艺术教育要培养的是既能在传统舞台上闪耀人性光辉，也能在绿幕前精准传递情感；既能深刻体察人性幽微，也能理解数据流背后表演逻辑的‘新世代演员’。我们鼓励年轻学子树立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审美观，用数智影像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这不仅是为了适应时代，更是引领影视艺术在数智时代焕发新生、创造无限可能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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