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极岛》：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间探寻平衡

电影《东极岛》剧照

2024年上映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渔民冒死救援英国战俘的感人故事。它为被遗忘的拯救者正名，为受难者及其后人发声，也让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被揭露。当电影《东极岛》决定以故事片形式重述这一题材时，观众既期待又担忧。

纪录片能从不同视角还原历史，深入挖掘感人光辉之处，还可运用“间离”效果宣讲主题。而故事片要隐去编排痕迹，让情节自然合理，使观众深度共情，获得心灵触动和思想启迪，因此在重构历史事件时面临更多叙事挑战。

此外，该事件虽震撼，但对故事片而言存在“短板”。主角是普通中国渔民，缺乏传奇叙事所需的英雄光芒；渔民救助战俘源于善良本性和祖训传承，难以展现复杂人物成长。

这些因素决定了《东极岛》需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而艺术加工的尺度和手法是否得当，有待观众评判。

对历史事件真实性的削弱

《东极岛》虚构了阿赑、阿荡兄弟和阿花姑娘，试图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间找平衡，强化戏剧张力和情感深度。

然而，完全杜撰的人物代言历史壮举，会否削弱事件真实性？强化戏剧冲突，是否会陷入过度煽情、消费历史的误区？

在封闭小岛上，阿赑和阿荡显得格格不入。影片将他们设定为吴老大捡来的孤儿，是“海盗后代”，以此解释他们的水性和战斗力。阿花是吴老大解救的养女，也缺乏家庭背景。三位主角与当地渔民群体形成显著区隔，暴露了商业类型片改编真实历史事件的困境：拘泥史实平淡呆板，放飞想象破坏严肃性。

为推进情节，影片引入懂日语的李元兴和略通英语的陈老师，强调他们是外来者。情节转折、高潮等都来自外来者，东极岛渔民大多成了背景板，这对平民英雄不公平。

影片渲染阿赑与阿荡的性格差异和价值观对立，将村民分为“大义派”和“自保派”，但“大义派”只有阿荡一人，不太合理。且强调阿荡的“赤子之心”，使人物形象单薄。

不过，影片围绕阿赑等人的叙事，通过日军暴行推动情节，展现了普通人精神世界的蜕变，让角色内心嬗变合理可信。

对民族觉醒的“非典型”书写

《东极岛》有大量“反套路”设置，情节常出人意料，带来不一样的情感体验。

阿荡救助英国战俘纽曼后，观众期待他们发展友谊，但纽曼被日军残忍斩首，让阿荡和观众震惊，展现了侵略者的残暴。

阿荡的死亡和阿赑与阿花阴阳相隔的情节，也让观众难以接受。这些情感爆发点控诉日军暴行，升华了影片精神内核。

影片在叙事视角上有断裂感。开篇用阿赑旁白，结尾切换到老年阿花回忆，视角转换生硬随意。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影片以“情感接力”方式串联叙事：阿荡感动纽曼，纽曼唤醒阿荡，村民惨死触动陈老师，陈老师和阿荡感召阿赑，阿赑点燃阿花，阿花唤醒全体村民。这种方式避开个人英雄主义，展现了民族集体意识的复苏。

家国叙事背后的人性分野

影片揭示了人性中对“家”的共同眷恋，深化了人道主义与生命尊严的主题。

将阿赑与阿荡设定为海盗后代，让他们在救助他人中建立对“家”的认知，展现了中国人从守护小家到捍卫家园的升华。

影片还呈现了文化对比：中国渔民和英国战俘因对“家”的眷恋同仇敌忾，而日本侵略者却毫无悲悯。日军人性异化，在夜葬场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使用温暖明亮色调，用充满生命力的空镜头礼赞家园之美，为村民抗争提供情感动力。

在剪辑手法上，影片打破线性叙事，两处跳躍式剪輯精彩，将人物内心矛盾外化，展现了渔民丰富情感世界，与日军形成反差。

综上，尽管《东极岛》有创作短板，但它唤醒了历史记忆，歌颂了渔民英勇大义，控诉了日军暴行。通过独特影像语言和剪辑手法，从“家”切入，对比人性与兽性，探讨了战争本质、历史书写和民族性格。（龚金平 作者为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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