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一直只关注自己，所以艺术界和大众的关系非常紧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艺术界一直只关注自己，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闭环。实际上，我认为艺术界和大众的关系非常紧张。艺术家、艺术博物馆、批评家、画家和收藏家所产生的圈子并不需要公众的好感。而且现在，我认为情况不同，公众也可能影响艺术史的进程。艺术博物馆基本上还是艺术界的发电厂，但是一般都是靠参观者的浏览量来获得公共资助。慢慢地，能吸引更多游客的艺术家，可以在艺术万神殿中获得更多的地位。

诚然，仍然有许多艺术家不需要公众基础就很成功。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由艺术家、画家和收藏家组成的封闭圈已经完成了所有必要的工作。这类艺术家不需要得到更广泛的观众认可。如果公众不给艺术家发工资，又不能满足他们的自尊心，那为什么艺术家需要公众认同他的作品呢？这样就引出了关于质量的问题，这是一个与艺术有关的棘手问题：如何区分一件艺术作品的优缺点？今日我们判断艺术的标准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谁在决定一件艺术作品的优缺点？

不幸的是，上述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在很多工作领域，我们通常认为有强烈而清晰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做一个追求确定性的疯子也不错。但是很多判断方法都有问题，用来评价艺术的标准也是相互冲突的。这里的标准包括商业价值、受欢迎程度、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和审美多样性。所有这些都可能相互不同。

回顾当时，我是在艺术学校二年级的时候才真正开始考虑艺术质量的问题。1980年，涉足行为艺术是艺术家必不可少的礼仪。行为艺术是现场表演，一般艺术家是表演者。要知道，这是你必须做的事情，行为艺术是艺术家的基本技能。

对此，我做了一个分为三幕的行为艺术。首先，我扮成一位戴着贞操带的大师，给观众一个崇拜我的机会。第二幕，我举办了一个讲座，讽刺了学院里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并以“art“(艺术)”只不过是“rat“老鼠”的变形这个事实是一个核心讨论。第3幕，我公布了“最佳艺术家”和“最佳讲师”的候选人，这是我几个星期前在学院策划的竞选活动。我在校园里放了一个小投票箱。虽然这是一个完全民主的过程，但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组织这次选举，他们都把票投给了我，这让我获得了最佳艺术家奖。奖牌是自己制作的，是一种纸头模型，具有狂欢风格。在我辉煌的职业生涯中，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奖项。

我从这次演出中学到了两件事:一是不要对观众的参与抱有太大的期望，二是判断艺术作品的质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位讲师后来告诉我:“这真的很有趣，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门好艺术。”

即使我调皮地在学校组织选举，我也意识到判断质量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受欢迎并不意味着质量好。事实上，在艺术界，它们几乎是相反的。

我可以以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大卫·霍克尼展为例，这是英国最受欢迎的艺术展览，也是2012年世界第五大最受欢迎的艺术展览。这个展览被称为“更多的绘画”，展示了一幅巨大而愉快的风景画。那是一个付费展览，每个人都要付钱才能欣赏。不久之后，我和一位当代艺术画廊高级总监交谈(我必须声明，她服务的是一家可以免费参观和公共资助的机构)。她说霍克尼展览是她见过的最糟糕的展览之一。我不认为只有她一个人这么想。看来这样一个受大众欢迎的展览，并不符合以推动大众艺术品味为工作的人的口味。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希望在大众中获得良好艺术声誉的人来说，大众及其品味通常是他们灾难的源泉。其中可谓隐藏式杀机。

科马尔和梅拉米德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位非常调皮有趣的俄罗斯艺术家。他们想彻底搞清楚什么是“受大众欢迎”的艺术作品。他们委托几家不同国家的专业民调公司进行调查，了解人们在一件艺术作品中最想看到的是什么，然后准备根据专业调查人员分析的结果进行绘画。结果相当令人震惊，几乎每个国家，每个人真正想要的都是风景画。图片周围有几个人物，动物在前景中，以蓝色为主。这种情况相当令人沮丧。实验结束后，他们说：“我们本想寻找自由，却发现了奴役。”

当我们参观霍克尼展览时，如果我们想评估艺术的质量，我们可能会使用“美”这样的词。但是现在，如果你想要在艺术界使用这种词，就要小心了。有些人可能会摇摇头，因为他们的英雄艺术家马塞尔·杜尚(以他的小便池而闻名)说“审美愉悦是一种应该避免的危险”。判断一部作品的审美价值，就是接受一些不可信、老式的等级制度，这些制度包含了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阶级特权的烙印。关于“美”的概念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否则我们对“美”的看法从何而来？

“只有透过华丽的金色相框，我们才能看到美，”普鲁斯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的意思是，我们对“美”的判断是有条件的:我们认为的美并不具备某种与生俱来的美的品质，我们只是习惯于通过触摸和加强来认为某样东西是美的。在很大程度上，美是一种熟悉感，是对我们现有观念的强化。它是建立在层层变化之上的物品。只要对朋友大声说：“哇，这很美！”可以让一些东西变得更加美丽。当我们去度假的时候，我们真正想做的就是拍摄我们在宣传册上看到的美丽风景——独自沐浴在马丘比丘完美的阳光下。家庭、朋友、教育、国家借贷、种族、宗教和政治——这些都影响着美的概念的形成。

《泉水》是马塞尔·杜尚的艺术作品

我们可能对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话有同样的感受:“你不能选择你是否喜欢一件艺术品，就像你不能选择糖是甜的还是柠檬是酸的一样。”然而，与我们舌尖上的味蕾不同，我们的审美味蕾发生了变化。

当我们讨论我们热爱的文化时，我们总是关心“别人如何看待我们”：我们的品味反映了我们是谁。当我和朋友分享我的音乐品味，意识到“哦，你一定要听这个”的时候，我总是有点胆怯。在我的推荐下，他不得不听，但我发自内心地害怕被否定。诋毁往往比赞美更安全。

担心他人对我们审美选择的看法，是根植于现代主义基因的自我意识。这就是我所说的现代主义，是指艺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一百年。在此期间，艺术家质疑他们到底在做什么；虽然自我意识对艺术家来说是致命的，但他们并不受传统或信仰的限制。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喜欢维多利亚阶段的叙事绘画。从那以后，我不得不费尽心思证明自己喜欢的合理性。我喜欢威廉·鲍威尔·弗里思和乔治·埃尔加·希克斯的照片，但是我为什么喜欢他们呢？因为他们的作品很英式，精工细作，讲述社会历史，还画出了漂亮的衣服。

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爱好的合理性。早些时候，我从再次探索艺术家的角度来解释。我会说“哦，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很现代”“我喜欢他们的讽刺方式”“他们现在几乎不一样了”，然后我会说:“哦，他们当之无愧的受欢迎。”当有一天他们突然兴起，成为人们争相喜爱的时尚时，我想：“哦不，我的品味一点也不奇怪。热爱维多利亚阶段的叙事绘画，这让我看起来像是在随大溜儿。”

或者，十三岁的时候，我喜欢上了照相写实主义绘画，因为我能很容易地理解它的技巧。我在艺术学院的时候，学会了照相写实主义是一种过时的绘画方法。但是我活了下来。经过40年的艺术之旅，我仍然喜欢像理查德·埃斯蒂斯这样的艺术家和他们所代表的照片现实主义，但现在我喜欢他可能是因为他的抒情特征，而且仅限于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史背景。

我对品味做了研究，发现大多数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艺术品味。不同的是，在19世纪以后的艺术界，艺术一定是一个可怕的自我意识强化过程。身为艺术家或策展人，无论是色彩、方式、材料，还是思想、艺术家与时代之间，我们的工作都很挑剔。购买窗帘时，艺术界之外的每个人都可能会选择他们“喜欢”，但是他们可能不会问自己“喜欢”意味着什么。而且这种自我意识，现在已经成为艺术家必须定义的一个方面，不仅要思考做什么，怎么做，还要思考什么是艺术。因此，你可以想象成为一名艺术家有多难。

身为艺术家，能够承受同行带来的压力，并且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样可能会带来孤独和不安。当我们因为不确定而沮丧的时候，我们的“扯淡制造者”就会开始工作。认知学家史蒂文·亚瑟·平克认为，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些人无法忍受“不清楚”和“不完全理解”。因此，当面对像“什么是好艺术”这样有弹性的问题时，我们的大脑开始胡说八道来掩盖不适。

美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主观特征，促使人们找到更有经验的解释来解释什么是审美愉悦。但我认为这是愚蠢的。我喜欢引用思想家约翰·格雷的话:“如果对人类理性的信仰是一种科学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可能早就被证伪和抛弃了。”

本文摘自《哗众取宠》([英雄]格雷森·佩里里 着，祝羽捷 湖南美术出版社·浦睿文化，202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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