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我们的文化正在产生新的可能性。

2024-05-09

编者按:2024年4月19日，同济大学中文系承办的“新可能:当代文化与当代生活”学术讲座在同济大学举行。这是同济大学中文系第二季“当代生活:从文学史到思想史”系列讲座的第一次讲座。

本次讲座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明主讲。他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新的“情感结构”概括为心灵的“小计划”，体现为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日益狭隘和吝啬。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心智“小器化”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人们不再盲目追求“成功”，而是开始关注“周边”，人文观念也在增强。而且这正是希望所在。对他来说，当前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势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必须产生新的可能性，也应该发生良好的变化。

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作家协会、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科研机构的9位学者参加了会谈，深入探讨了文学文化与社会与日常生活的互动。

讲座现场

讲座开始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邈简要介绍了“当代生活:从文学史到思想史”系列讲座的起源，即“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研究生课程。许多学生在课堂上从个人经历中传达了对现实的关心、思考和困惑。她建议，以此为契机，希望大家能看到王晓明教授如何引入当代生活，将当代文化与当代生活联系起来，面向未来的学术研究，保留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源。

受到冲击的“小器化”希望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明首先讨论了“当代”、“文化”和“生活”的定义，指出主导/主流文化是由一套主导的文化生产机制制成的，决定了每个人“如何接触信息”和“如何处理数据”。然而，大多数社会经济、政治和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都是由这个系统从信息的角度过滤的。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他回顾了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新的“情感结构”，包括“个人”取代“社会”、“适应”取代“变化”等因素，将其塑造的精神状态(如重有形的东西、轻无形的东西，如聚焦“当下”、“眼前”、“竞争关系”)归结为心灵的“小器化”，体现为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的日益狭隘和狭隘的相互激励和恶性循环。他从社会层面探讨了“小器化”的后果，一是公共意识的普遍冷漠；其次，重写了生命和生命的意义，个人的“成功”成为第一甚至唯一的目标。生活中所有的幸福都只能通过这种“成功”获得(比如“财富自由”、90年代中期形成的“成功者”方式)；第三，缩小“生命”的内容，大量无形的东西(如“真”和“善”)被降级或遮蔽，许多有形物质(如生活和食物)也因缺乏对无形物质的介入而变得越来越粗糙。

然而，令人兴奋的是，心智的“小装置”正在萎缩，这体现在关注公共事务的想法逐渐增强，人文观念萎缩的趋势开始受到冲击。前者的思想增强也意味着“表达的间接性”的增强，具体事件形成的“舆论”压力，以及国外时空(国际事务和中国历史)的讨论。后者的趋势障碍一方面源于201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国科技创新的真实情况的讨论，另一方面源于以ChatGPT为爆发点的人工智能的广阔前景，尤其是与未来就业相关的模糊而长期的担忧。

人工智能引起了未来相关就业的模糊和长期担忧。图为OpenAI的第一个视频生成模型。

王晓明进一步谈到了“小器化”受到冲击的社会原因。第一，三年的“疫情”放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社会分工合同”和新情感结构的两个要素。每个人都意识到“社会”、邻里互助如此重要，盲目“适应”是不可取的；二是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引起了人们对行业方式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脱离了普通“成功”标准的生命意义。他指出，当前社会并非90年代的状态，在那一时期形成的支配/主流文化、“情感结构”、普遍的心智“小器化”，现在都受到了怀疑和冲击，难以顺利、步履维艰。这正是人们所期待的:中国社会应该有广阔丰富的文化，社会生活迫切需要文化提供新的可能性，我们的文化状况应该发生良性的变化。

最后，王晓明指出，当前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势决定了文化必须产生新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没有良性文化的新变化，就不会有新的生活值得生活，这不仅指社会生活，也指个人生活。因此，文化提供的感知、解读和想象力是社会/个人澄清方向、决定道路的关键。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良性文化的新形成应该尽快形成”的未来形势。

面临着“大时代”的到来，知识分子如何重新介入“当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何浩指出，新时代以“有形之物”、“无形之物”等新经验理念为基础，围绕当代思想资源和生命根基的20世纪50年代”问题，针对当前时代现状的新变化和再赋型，每一个时代从新时代到现在都发生巨大变化的节点，都需要推动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对时代的感知更新进行重新调整，以农村小说为例。描述关注当下、关注人文的思想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娜专注于王晓明教授对90年代中期新“情感结构”的诠释，注重“自我”作为社会和历史的领域——回应王先生“当代文化的新可能性”，指出他对当代生活的高韧性、耐心投入和敏锐性，是基于对当代历史的不简化和紧张理解。她讲述了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的经历，提出了建立人文价值的方法，探索了历史中的关键时期和问题(影响现实，指向未来)。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冷嘉基于个人印象和生活感受，分为三个“当代”阶段:1992年南方谈话、2008年分享发展红利期、2018年中国和世界变化期。这时，面对一个“大时代”的到来，她指出了回顾当代历史的重要性，以及在个人生活史上整理历史经验的重要性。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聚焦历史时期分期、学科知识壁垒、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等问题。通过诠释《寡头》的历史转型策略和《为什么世界上有图书馆》的日常经历，阐述了知识分子哀叹的“边缘化”，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他们参与建设的学校制度所创造的“主动边缘化”，并就知识分子应该主动与日常经验互动提出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春田围绕90年代大学改革所忽视的对大学理念和治理技术更加细致准确的警惕，探讨了“从大学的‘小器化’到重塑知识生产的概率”的问题。他认为，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激烈变化不仅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有共同点，而且具有独特性，包括加强国家导向、更新各种方案等。在政治哲学、文化研究等方面，他探讨了如何建立批判性的“人文学”和链接新的情感结构。

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夏天认为，王晓明教授对近年来文化和社会状况的描述是以“关注公共重生”和“人文萎缩的阻碍”为媒介，从而开始对“现实”的主动性认识。他提出反思民族国家制度本身，以及民族国家以外的“共同体”和新的连接方式。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吴天舟认为，“新的可能性”需要新的“想象力”。虽然目前各种怀旧都解决不了问题，但新一轮的怀旧可能是文学的症状。对此，他区分了消极积极的思维路径。前者从共同的苦难中构建共同体，后者从关系中构建共同体。

王晓渔，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卷”和“麻”：一种精神闭环状态的问题，从“内卷”一词与流行语、绩效主义、“过程考核”的关系出发，结合“麻”不同于“丧”文化形成的新型精神症状，指出斯科特所说的“弱者武器”(如磨洋工或“钓鱼”)因重视“过程考核”而变得困难，“麻”变成了自我保护。并且分析了“卷”、“麻”等精神闭环状态的人文主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