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北大学霸,在深圳10万一平的地段,造了80个花园

商界观察
2022-10-18

在房价10万一平的市中心, 如果你可以在自家楼下,和邻居们一起 亲手设计、建造一个花园, 并彼此熟络起来,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友邻嘉顿花园改造前后,位于世界之窗员工宿舍 

 

鱼乐花园改造前后,位于龙华区 

 

 

两个92年的北大毕业生 黄彬凌和袁振宇, 毕业后,放弃了高薪的工作,和北京户口, 带着20多个年轻人, 在深圳上围艺术村,租下了几栋瓦房, 同吃、同住, 并共同投入到社区营造的工作中。

 

中草药花园,在龙华创新实验学校,有60多种中草药和30多种蔬果 

 

2年时间,在深圳的学校、城中村、各大小区里, 他们拉着当地的居民,一起劳作, 共同建造了80多个花园, 并深刻影响了居民们的生活方式。 

 

这个初秋, 一条前往深圳拜访了他们。

 

    造花园,是生活也是工作

 

穿过密集的握手楼和电瓶车流,一座小院出现在眼前。

 

花园包围了整个院子,青草在风中摇头晃脑,踩着拖鞋的年轻人有说有笑地走出来,正准备去地里干活。唯有头顶上坂澜大道的车流,提醒我们仍身处城市之中。

 

去年,黄彬凌和袁振宇跑到上围村,相中了几间瓦房,一栋5层小楼,一方花园和菜地,签下8年租约,定居下来,带着20个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工作。

 

上围村三面环山,距离深圳主城区40分钟车程,仍保留着客家村落的瓦房与碉楼。它是龙华区372个城中村中的一个。 

 

 

黄彬凌和袁振宇在3年前创立了“草图营造”,致力于为城乡社区和学校做共建花园。

 

为什么要做共建花园?这要从黄彬凌的小时候说起。

 

他自己算是打工者子弟,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来深圳龙华打工,就住在城中村里。“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疑惑,深圳咋没小孩呢?我们跟房东住在一栋楼里,但我跟房东的孩子根本玩不到一块去,外地的孩子没办法融入。”

 

大城市人口流动快,邻居之间碰撞频繁又陌生,这种人与人间的隔阂感,是黄彬凌希望破除的。

 

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他就与同学兼室友袁振宇,拿着锄头和镰刀去地里种花、除草、铺路。在学校、小区、胡同里,带领居民一起改造被废弃的空地,创造友好的公共空间,给外来者、打工者家的感觉。 

 

 

同时,他们试图过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20个年轻人自己先创造“熟人社会”的样本。

 

最大的成员92年,最小的00年,这是很多人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上班时间,他们是同事,跑到别人家门口,拉着居民下地干活,亲手造出一个个小花园。

 

回到上围村,他们一起回家,是邻居和室友,“不想下了班就关上门独处”,在宿舍做饭、聚会,到屋后头浇花、种菜。

 

渐渐地,他们与当地的村民熟成一片。隔壁阿姨来院子里讨点罗勒,又送回桔子。沿着溪流穿过小巷回家,听到新村民家里传出吉他声,便抬腿进去坐一会。 

 

    为漂泊的人也为孤独的人

 

 

 

在台阶上种植了《诗经》《楚辞》里的植物 

 

 

2年的时间,他们在深圳造了80多个共建花园。

 

往往在老旧小区或城中村中不起眼的角落,两个小区中间狭长的荒地,或是未经利用的屋顶。共建花园的启动资金由政府出资一部分,居民和爱心企业支持一部分。 

 

友邻嘉顿花园位于世界之窗的宿舍区,原先是一片巨大的荒地。

 

700个租户中,有的来自维吾尔族、佤族,也有20几个国家的60多位外籍人士,多是收入不算高的演职和后勤人员。大家虽然同在一个地方上班,但来自天南地北,也没有一个接触彼此的契机,各过各的生活。

 

“其实建立起人与社区的关系,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为这里付出一些。然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归属和认同。”黄彬凌说。

 

他们先发动孩子们出来玩,孩子又跑回家牵着大人们走出来。很多打工者沉默、害羞,但是劳动和筑造,这是人类的本能。当他们一起来除草、刷漆、拼马赛克椅子,事情就好办了。 

 

 

 

每月考评,奖励种植能手,不使用气味较大的有机肥 

 

得知大家都想要在家门口种菜后,他们先解决了地里面最实际的排水和灌溉问题。 

 

然后,把花园的一部分地划分为51垄菜地,通过抓阄的方式,分配给居民开垦,每一年会重新抓阄。居民中的意见领袖,被任命为园长和园丁。

 

周边的房价接近10万一平,居民很自豪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能有一块菜地。“很多人把老家的种子幼苗带过来,从北到南的作物都有,来这里落地生根。菜地很像深圳这个城市。” 

 

地中海风格的四季果园,柠檬树下是孩子们的涂鸦 

 

佤族姐姐带来家乡的牛头装饰 

 

他们最开始进入社区的时候,很多居民都选择不相信。 

 

黄彬凌不止一次被居民从家里骂出来。有时候居民之间积压了很多矛盾,会把气撒在他们身上。当他们看到花园真的改善了环境问题后,就会觉得这帮小年轻不是空谈,在做实事。

 

黄彬凌他们会在小区门口摆摊,请居民把设计想法写在便利贴上。 没想到引发了多次争吵。 

 

经常是,前一个人刚贴了“想要一个沙坑”,后一个人马上不同意,贴一个“不好维护”盖上去。两个人就在大门口吵得面红耳赤,吵着吵着,不同意见的人又加入。

 

几乎每一座花园的诞生,都伴随着居民的意见相左,每个人有不同的利益和观念。比如有孩子的家庭希望儿童区域多一些,低楼层的住户觉得很吵闹,距离花园近的居民担心有虫子。

 

“暂时的对立,意味着我们真正触及到了问题。”虽然只是挖一个小土坑那么细节的问题,但“怎么通过倾听、讨论,去达成每一个细节的共识,恰恰是最重要的。” 

 

曾有一个小区的物业,打算不经同意偷偷装管道,居民因为一起造花园有了群,联系紧密,团结起来阻止了物业。得益于这座花园,他们慢慢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关于他们周边生活的发言权。

 

这同样也是一种责任感和同理心的教育。“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居住的环境都漠不关心的话,TA又怎么会关心社会公义,关心具体的人呢?”

 

城镇化的进程滚滚而过,打工者和随迁儿童居住的城中村和小区,其实是深圳的底色。

 

“他们在这里可能只生活一两年。但我们希望这个环境是友好的。他们能够体面地,有尊严地在社区中生活。有一个附近的地方,能和其他人产生连接,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花园,也是有价值的。” 

 

 

友邻嘉顿花园落成一年多后,我们在下班时间去了这里。

 

狗狗们在树下撒欢儿,奶奶带着孙辈在庭院里闲逛,孩子们穿梭在生境花园和石子路上,踩出“咔嚓咔嚓”的俏皮脚步,东北来的大叔和阿姨在地里边浇水边聊天,广西来的男孩帮妈妈撒种子。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掉到房子后头,他们拿起农具上楼,亮起一盏盏窗户。这块从前不太起眼的荒地,长出热闹又温柔的生活图景。 

 

    平平无奇小土坑,背后是最先进的理念

 

 

其实最开始,黄彬凌和袁振宇做的是“爆改校园”。

 

在北大的时候,他们俩下了课就拿起锄头和铲子,去地里播种,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没花一分钱,改造了一个雨水花园。 

 

那个小花园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一边挖土,一边学习,太美好了。我们当时想,要是以后能一直做这样的事情该多好。”黄彬凌说。

 

其他同学说这怎么谋生呢?毕业之后肯定得找一个赚钱的工作。但黄彬凌和袁振宇真就一份简历都没写过,也不找工作,开始在中小学里“爆改校园”。 

 

 

 

是一堂寓教于乐的劳动和自然教育课 

 

爆改校园的核心就是带着孩子们建造花园,不光让他们有一个玩的地方,也想在这个过程里实现自然教育、素质教育。

 

 

他们会选择适合的环境,建生境花园,里面放置蚯蚓塔、昆虫屋,种植浆果类的植物,吸引昆虫和鸟类前来,作为它们的栖息地,给孩子们一个亲近自然的窗口。

 

 

还有“劳动菜市场”区域,由孩子们自己动手种碰碰香、薄荷、紫苏,配合学校的劳动课程,孩子们定期去照料,能够看到他们种下的植物长出果实。

 

像“超级植物家”这些区域,会特地种植岭南乡土的植物,孩子们常会来辨认和写生。 

 

一个儿童友好的花园,并不是越精致、越有观赏性就越好。

 

它的地面应该是平坦无障碍的,方便孩子们奔跑。 

 

植物的高度要照顾孩子们的身高,想象从他们的视角看出去是什么样的。

 

在植物的选择上,只开一季的时节性花卉就不合适,优先选择多年生的,花期尽可能久的,容易存活的品种,因为太过繁琐的维护工序,很难让孩子自己动手来做。

 

很多花园造得华丽又精致,却在数年后无人运营而荒废了。参与者需要长时间的培育,草图常常在设计上使用质朴和低维护的方式,这其实并不简单。

 

袁振宇常说:“花园里平平无奇的小土坑,其实地底下是国际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比如几乎每一个草图的花园都有一处“雨水花园”。雨水花园看上去就是堆着石子的旱溪和凹凼,但它是一个高效利用雨水的系统。

 

整个花园范围内的地表径流,通过地势汇集起来,过滤、下渗和积存,支持植物的生长,像铜钱草就喝得饱饱的,没多久就能爬满一大片。 

 

正中间为月相灯,星星点点的是芦苇灯,鱼形鳞片随海风摇摆 

 

比如月出智慧花园,一方街区边小小的隙地里集合了创新科技元素,并优先考虑了夜晚的市民活动。

 

地上的透光混凝土月相灯,用程序控制灯光,模拟月相变化。植被间点缀的芦苇灯,由太阳能供电。有弹性的地面,满足无障碍通行,其实是海绵城市的透水铺装。

 

今年,他们出了一个实操指南,面向大众,里面一步步指引了怎么从零开始建一座花园。他们希望共建花园可以成为一个自发的机制。

 

    当朋友和邻居聚集起来

 

前年年底,黄袁二人入选了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正蜗居在一个不到五平米的房间里,睡着上下铺。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我们是不是这个精英榜里最穷的两个啊?”说完笑成一团。

 

团队最初的几个人,都是北京高校圈发起校园营造的毕业生,他们放弃了相对高薪的、父母能认同的工作,黄袁二人也因此拿不到北京户口。

 

那个时候,“社区营造”和“营造师”都还是个没人听过的词,跟居民也解释不清楚,他们被当成设计师,搞园林绿化的,施工队的,居委或是城管的人。 

 

在建外SOHO,他俩一起租了一个两室一厅。客厅做办公室,一个房间做会议室,另一个房间搭两顶帐篷睡觉,过天天在CBD露营的生活。

 

后来他们带着8个小伙伴去深圳,带上帐篷和被褥,集体漂流,漂到哪就住哪。上围村算是他们第一个真正的落脚点。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有着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正在寻求一种新的人生可能。

 

1999年生的杨一,毕业后被父母要求留在家里考公。有一天,他离家出走到深圳,“就是想摆脱那种强烈的窒息。”来上围村的这一年,“生活愉悦、松弛,没有被社会异化。”他是社恐,不太敢和陌生人说话,工作是对着SU和CAD画图,聚会的时候负责烧烤,没有人逼他去社交。

 

1992年生的美希,以前是电子厂的女工。黄彬凌给了她实习的机会,这是她第一份不是流水线的工作。“最大的不同是,这里的人都希望我过上好的生活,有不懂的话每个人都会教我。”

 

在英国学刑法的北北,拖着行李箱找来问缺不缺人。在罗德岛学家具设计的淏瀛,在全世界体验生活,这是其中的一站,还有b站大数据推了草图的vlog,看了之后向往工作氛围就在公众号后台发简历来的。 

 

 

“这里没有螺丝钉,也没有领导。我们在北大受的教育是,一群有自我教育能力、有理想、有行动力的年轻人在一起,是不需要老师的。

 

所以一样的,当你身边的邻居、朋友聚集起来,力量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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